郜馨悦：百年前的觉醒 百年后的奋进

百年前的觉醒 百年后的奋进 ——观《觉醒年代》有感

从1921年到2021年，我们党走过了百年漫漫征程，历经艰辛、饱经风雨之后，“变”与“不变”的是什么？我们亟需一个契机来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回眸，恰在此时，献礼剧《觉醒年代》为我们回望党史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经由影视作品的具象呈现，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亲历党艰辛异常的诞生过程，深切感受百年前青年一代理想之远大、意志之坚定、信仰之炽烈、革命之热忱。可以说，正是百年前撼天动地的觉醒铸就了今日之时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回望，我们坚信理想信念不会因时空的阻隔而中断，觉醒的伟力仍在积蓄，引领并催生着百年后的奋进。

何为“觉醒”

觉醒从来不是诞生于平和宁静、安逸稳固之中的，正是战乱纷仍、剧变分裂的时局让觉醒在社会吁求中艰难降临。这种觉醒，被爱国志士视为救世稻草，被腐朽强权诬为洪水猛兽，向往追求者甘愿为之抛洒热血、沉沦厌世者冷眼旁观一如麻木的看客。备受争议的“觉醒”，与鲁迅先生的“铁房子论”形成呼应，是毫无作为选择“从昏睡入死灭”以逃避“死的悲哀”，还是即便要“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仍要求得清醒？庆幸的是，百年之前的青年决绝地奔向觉醒，他们或是以“闹钟”的方式“通过持续不断的提醒唤醒大众”，或是慷慨从容甘做“炸弹”以“牺牲自我炸醒民众”，困窘的社会、黯淡的前景、凄苦的生民由此得以重见一丝光明。

1840年以来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变革，无数探索历经坎坷而终归失败，与之不同，这部剧呈现的觉醒是什么？从以文化启民智的《新青年》，到善为战斗檄文的《每周评论》；从“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心灰意冷，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蹈赴政治漩涡中心而斗志弥坚；从安坐书斋为一己之未来奋斗，到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的劳苦大众中组织发动、奔走呼号，屡掀革命浪潮；从浪漫理想的热血青年到睿智沉稳具备斗争经验的革命者……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志的觉醒，预示着一场彻底改造旧中国的社会性革命的到来。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审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高昂的理想主义与深厚的爱国情怀依旧撼人心魄。受惠于觉醒年代的我们，在安逸平和的岁月里要以觉醒的精神时刻砥砺自我，克服斗志消弭、生气毫无的颓丧心理，摆脱思想混沌、价值迷茫的精神困窘，抽离娱乐至死、消解一切的生存状态，始终以觉醒者的英勇无畏激励自我不懈奋斗。

缘何“觉醒”

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是多数人惯常的命运选择，真正的觉醒者需要对历史大势有清晰敏锐的感知，愿冲破藩篱做“盗火者”以启民于蒙昧、救民于水火。从来没有什么神乎其神的救世主，每一次觉醒都蕴含着复杂深厚的历史动因。

其一，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朝夕更迭的政治闹剧制造了一幕幕历史的荒诞。《觉醒年代》里，张勋的辫子军进城后，受过现代教育身着西装革履的新式学生，公然与众人争抢着为帽子续上一条辫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杂糅成一个难以定义的世态，凡有志者皆困惑于中国的出路何在。于浑浑噩噩中觉醒，成为爱国青年冲破窒息、开拓未来的唯一选择。

其二，内忧外患的国耻屈辱。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惊醒了国人的幻梦，曾令无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的西式民主露出了不堪的面目。国难当头、沉疴遍地，经过反复对比、激烈论争，马克思主义成为触发觉醒的终极利器，与其寄希望于一个良善的军阀政府，不如仰仗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以挽救这个渐趋崩溃的社会。

其三，心系苍生甘苦与共的人民立场。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残酷的，民国绝不是被某些人无限美化的风花雪月、香车宝马、佳人名士的民国，惨绝人寰、苦难深重、人间炼狱才是真实。在《觉醒年代》 中，对底层民众的记叙贯穿人物塑造、情节递进的始终。逆风雨前行的毛泽东甫一登场，便将诸种乱世惨象尽收眼底，“哀民生之多艰”唤起心灵深处的悲悯；鲁迅先生的现身，则巧借文学作品作为叙事背景，怒其不争的愤慨何尝不是源自真挚的热爱；而剧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于海河畔的所闻所言，流露出的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赤忱令人动容。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与苦难深重的百姓，为了让底层人民获得作为人的尊严，先行者走向觉醒。

“觉醒”之后

觉醒赋予了相同的起点，但百年历史却见证了殊为迥异的命运轨迹：有坚定信仰一以贯之的，有中途易辙立场摇摆的，有放弃斗争与世沉浮的，有弃绝正道遗臭万年的……是否具备持久革命的意志品格，决定了觉醒之后的道路选择。

一是要有坚韧顽强的意志与乐观进取的信念。从热血的觉醒者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家，需要秉持对革命前景的坚定信仰，克服个体的本能恐惧与情感羁绊，锻造超乎想象的勇毅品格。与之相对，刺杀失败的易白沙选择蹈海自尽，感时伤世的悲观主义者留给后世的空有满腔遗恨。可见，风雨如晦的时代尤需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强大的战斗意志，愈是暗无天日的现实，愈渴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烛照，舍此，一切理论主张、政治抱负、救国情怀都将沦为空谈。

二是要有目光向下、聚焦现实的悲世情怀。新旧两派人物针锋相对、反动政权与革命先驱斗智斗勇、封建思想桎梏与新兴文化思潮激烈对垒，觉醒之后的中国依旧荆棘遍地，而“如何对待民众”决定了守望相助或是异路歧途。剧中陈独秀坚信“现实比历史更加紧要”，而曾经并肩奋斗的胡适却选择悬浮于现实之上、游离于苦难之外，囿于平静安宁的象牙塔以躲避暴风骤雨的侵袭。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胡适与陈、李二人的疏离，根本在于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不同，心系苍生、与民共情，便自然不甘于空坐书斋、避世自保，亦无畏于身陷囹圄、流血牺牲。

三是要在探索中前进、于反思中成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无数主张在思想激荡的百年前高潮迭起却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唯有马克思主义，以其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觉醒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的信仰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斗争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百年前的觉醒一代，从失败的学生运动、稚嫩的斗争策略、乏力的组织管理中渐渐成长，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历史伟业。新时代的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处变不惊、固守基业、开拓新局？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与反思中探寻。

“只要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总有灭绝的一日”——这束自百年之前投射而来的真理、梦想、斗争之光穿越历史的长河映照在当代人的心上，我们能否领悟其精髓、汲取其智慧、赓续其传统、承袭其精神？百年前的觉醒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幸福的人们品尝着新鲜又好吃的面包，可是世上还有多少人，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百年之后，当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享受着和平美好、富裕充足，要始终警醒一己之幸福绝非奋斗之终点，百年前的伟大觉醒呼唤新时代的昂扬奋进！

（作者郜馨悦，单位：省委党校组织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