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曾感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对人的本质、解放与发展所形成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一切旧哲学中关于“人”的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现实的个人”绝不是思辨哲学家口中的“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也绝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生物学意义上抽象的人,更不是施蒂纳极端利己主义的“唯一者”。“人”不是处于幻想中的虚妄,而是从“抽象”走向了“现实”。正是建立在对“人”的问题的批判扬弃与科学认识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揭开历史演进奥秘的钥匙,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思想武器。
“现实的人”对于“抽象的人”的超越。处于抽象语境中的人“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研究的出发点,“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对现实的生产过程进行考察,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在此基础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因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种对历史进行考察的方法所依据的现实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即“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现实的解放”对于“语句的解放”的超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因此,要摆脱“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靠观念与语句的解放是行不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就必须从消灭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即消灭分工与私有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奴隶制的消灭是基于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出现,农业的改良发展使得农奴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在人自身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在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可以维持生存所需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得以实现。否则,在生产水平低下、普遍极度贫困的社会中,“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若跨地区之间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能建立普遍的联系,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就不能向前推进。
“人的现实发展”对于“人的抽象发展”的超越。每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问题上的价值目标。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的众多思想中,对于“人”的发展的实现始终是空中楼阁般的认识、是虚幻的自由。“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而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一切运动的地方就是“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因此,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分工的消灭破除了人的职业固化,人不再受制于特定的生产范围,也不再被定义为从事任何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人的活动选择具有更多的自由性与发展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现实人学不仅开辟了一条超越抽象式语境的人学研究道路,而且对于人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也确立了不同以往的新立场新方法新路径。
就我国发展形势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形成了契合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学立场。进入新时代,要将建设与发展的落脚点置于现实的人民主体,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就世界发展大势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于国与国、人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深度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各国只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共同的、整体的利益作为关切人类生存发展困局的出发点,才能打破困境、凝聚力量,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迎来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