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核”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吸取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史上历史性变革的过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以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作为切入口，来论述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黑格尔将一切事物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由充满矛盾的概念组成的，而概念要实现自己就必然外化为“现实”，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使得“现实”的发展具备了必然性。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的东西，就会由新的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的东西所代替。由此，恩格斯得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即黑格尔将自然界、人的认识都看作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动、永恒不变的，这也就打破了一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一具有革命性质的辩证法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所在，但由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使得“绝对精神”的发展最终又回到了“绝对精神”，没有形成一种无限上升的发展模式，而成为了闭合式发展。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从“神秘外壳”中剥离了出来。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他认为，绝对精神支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也会像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复归于绝对精神从而走向终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去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无论我们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方向还是动力，都要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找寻答案。我们不再从虚拟的抽象的“绝对精神”中去追寻历史的本质，而是从活生生的人出发。这样，人类社会历史就成了不断向前发展的、没有尽头的、具有无限生机的发展过程，也就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应用到了社会历史观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基本内核”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中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外化出自然界，自然界再产生出人类，人类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与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了人类这两种衍生路径如出一辙，只是在本原的位置上，“绝对精神”和“上帝”换了换位置而已。由此，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所创造的虚幻的“绝对精神”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只有自然界以及人本身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里，费尔巴哈将根深蒂固居于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体系炸开，重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体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基本内核”，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从感性直观的人出发，他所说的“人”是抽象化了的“人”，而不是处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实践活动不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是被当作一种理论活动，最终将历史归结为人的情感、意志的体现，由此陷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则将研究深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立足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二者的相互作用根本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深入地探讨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超越了以往唯心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核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没有全盘接受，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基本内核”，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核”——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如今，在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同时其中也不免掺杂着封建的、守旧的、落后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将其中的糟粕思想摒除出去，取其精华部分保留，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新的表达形式，使民族优秀文化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不断增强文化自身的活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从文化的情感自觉转化成实践自觉，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实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建成文化强国”这一目标指向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