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涛：《论语》中的“过”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重要对话的人文经典。全书通过很多问答场景，凸显了丰富活泼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孔子的仁爱思想，阐明了礼乐相须的儒家政治观念，为今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本文以其中的“过”为主题，从三则材料出发，依次说明怎样看待、对待“不仁之过”“政事之过”“性情偏失之过”及其启示。

察看个人过错，知其人生正途

《论语·里仁》提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这里的“过”表示个体的为人做事，相较于仁道的价值标准存在偏离或背离，未将本有的仁德化为现实，转成了有“偏辟”的“党”，失了仁德的本来模样。整句引文是指，在各有差异性、不同个体之“过”背后，相同的是由不仁而来的过失，观此不仁之失，可推知有此不仁之失的个体，其为仁的方向何在。整句引文的借鉴是，“斯知仁矣”之“仁”代表有过者所以行仁的“正道”，意味着他为仁的具体方向，由此方向行仁自能“改过”，通达具有普遍意义的“仁”。“观过知仁”的古典智慧，启示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不仁之过”，由此负面的、有局限的过失，有助于在具体行事中来明白如何成就仁德。

不计拘拘小节，无须求全责备

《论语·子路》提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其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孔子的弟子，又名冉雍）在鲁国季孙大夫手下任主管，就政治业务请教孔子，孔子答以“赦小过”，这回答处于“部门职责”（先有司）和“选贤举能”（举贤才）之间的位置。孔子期许仲弓像君子般心地广大，“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不苛求执行人员。“先有司”表示借助制度的架构，防止尸位素餐。接着“赦小过”，“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罚不滥而人心悦矣”，以上朱熹认为“小过”是“失误”，他区分了妨害政事的“过”之大者与不紧要的过之小者。仲弓既作为大夫之家的主管，则对下属办政事出纰漏不计前嫌，体现“为政以德”。

苏轼从选人角度解释“赦小过”。“然当赦其小过，则贤才可得而举也。惟庸人与奸人为无小过……若小过不赦，则贤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没有小过者通常也没有很大成就，甚至是善于文饰过失，倘若以过之有无作为衡量尺度，即使贤人也会避之不及。“赦小过”既关乎为政者的修养，又意味着实施惩治所以必要，大都由于严重的过失，甚至是罪行的情况。国家的纲纪标示着一定的范围，坚持法度与人情相统一。“赦小过”使得无论是宽他人之过的主体，还是因人之宽而悔过自新的一方，德行在其中形成正向的回馈，正如“德不孤，必有邻”所言。

过头不足非中道，度的掌握是关键

《论语·先进》提到：“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这里的“过”是指人的性情，“过”或“不及”是以合情理的“度”为准。“师也过”“商也不及”的表述，体现了“过”的丰富内涵。“师也过”，“师”即颛孙师，又名子张，其行为偏离于贤德。曾参评价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子张的“堂堂”之过，做事过头，会对仁德产生破坏。相比较，子夏（即商，卜商）的行事经常不及而止，所谓“商也不及”。孔子不但见出两人的过有不同，而且由此差异见出对“中”的偏离相一致，所以是“过犹不及”。

孔子给予两人“过”（广义）的评价不仅意味着一种批评，更意味着一种有待于教化的可能，为子张、子夏二人做为己工夫提示了方向。二人各有其对孔子之学的偏离，所以一为“过”、一为“不及”，但不至于走到孔子之学的对立面。对子张、子夏的性情偏失之“过”，其克服途径在于各自直面自身，多方体察人事之理，进而深刻觉悟自身的应尽使命。

以《论语》论“过”，鉴今人之失

以上关于“过”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安顿问题有很大裨益。

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反省自身如何对待己之过，是坦诚抑或回避等，然而在议他人的“过”时，通常落入鄙弃、责备等消极态度，便背离君子之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我改过在逻辑上优先于切责他人之“过”，通过为学提高“知人”的素养，避免“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庄子·人间世》），由此重视个体生命价值。体现爱人之“仁”，孔子在随机指点中召唤弟子的心灵自觉，“仁”既非抽象概念，判定有无“过”的标准也非想象的观念，是因时制宜的。

各式之“过”的背后孕育有改正的契机，不断“改过”成就人生正途的铺路石，在工作生活中，践行“过犹不及”的中道智慧；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运用恕道思维理解社会现象；在经典阅读中，呵护中国人的温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