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敏 纪芬叶：守正创新 知行合一——顾炎武的治学之道

明清之际，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誓不仕清。当清朝的统治局势已经稳定后，他毅然选择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治学来寻求“明道救世”之路。这也使得他的治学之道呈现出以经世致用为要、以考据实证为主的鲜明风格，开清代朴学风气。清代学者潘耒盛赞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他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反对空谈，回归经典

清代的学术兴盛建立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之上。顾炎武对魏晋的清谈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的空谈都持反对态度，他在《日知录》中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认为清谈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仅仅是治学的细枝末节，必须回归到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根本上来，回到读书治学的正路上来。为此，他提出“舍经学无理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立足文字音韵的考据来解释古经，避免臆断解经。《清史稿》说顾炎武，从少年到老年都手不释卷，到各地游历时，用二马二骡载书，甚至在马鞍上默默背诵儒家经典的注疏。他这种读书治学回归儒家原典的做法，深刻影响了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清代考据学兴盛，固然有文字狱的因素影响、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而发生转折的促动，也与顾炎武的大力推动有重要关系。

  博学致新，开创朴学

顾炎武从理念、方法、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学观点，开创了清代朴学。

在治学观念上，顾炎武明确反对以功名利禄为目的而著书立说和治学，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他认为世间一切，从个人的为人处世到天下国家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都是应当学习的事情。做学问就是要“明道救世”，要把读书治学和家国天下紧密联系起来，抛弃名利思想。只有“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之类的文章，才是对天下、对将来有益的文章，才能在天地间广为流传。而达到这个标准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点益处，对天下都是有利的。

在学术范式上，顾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仅仅是就经书而研究经书，还广泛涉猎了史学、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等方面，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领域大为拓展，开清代学术风气。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罗列了清代学术的13个门类：经书的笺释、史料搜补与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编纂、类书编纂、丛书校刻。顾炎武都多有涉猎。他在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时，一方面广泛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文集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对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此书除详细记载舆地沿革外，收集的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也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顾炎武学术视野开阔，对同一个问题能够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使研究更为深入和透彻。清代儒学大家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俞樾，乃至后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黄侃等，都受到了顾炎武治学思想的影响。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主张“博学于文”。顾炎武为学，不仅征之以书，还征之以友，征之以实。居于穷僻之域，他感叹“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如果足不出户，又不读书，就像一个人整天面对着一堵墙一样，毫无收获，即使品德再高尚，对天下也是不会有任何贡献的。顾炎武提倡的“博学于文”并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还要向各方面的人才学习。他在游历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都要向常年生活在当地的人了解风土民情，一旦发现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不一致，马上查阅书籍进行对照，所以顾炎武的知识体系非常完备，既有高文典册的基础，又有田野采风的实地考察，达到了“博学”的层面。

在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上，顾炎武主张“行己有耻”的道德原则，坚决反对模仿、剽窃。很多领域和问题虽然古人已经多方涉猎，但是顾炎武认为一定还有古人没有研究透彻的地方，可以寻找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角度，这些都是后人可以继续努力的研究方向。古音学从南宋肇始，历经元明，至清而达到传统音韵学的高峰。但事实上，研究先秦两汉的语音，宋代吴棫所用材料上至先秦、下至隋唐，芜杂不清。材料问题直接影响了结论的真实性，始终不能令人信服。顾炎武发现了这些问题，他从新的视角出发，直接将研究材料限制在先秦时期，通过深入研究考证，提出了新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学者对音韵问题的看法，被誉为清代古音学奠基人。

  注重致用，知行合一

《清史稿》评价顾炎武说：“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顾炎武认为儒家经典本身就是注重实用的，像《易经》使人“无大过”、《诗经》使人“思无邪”，而《尚书》是记“三圣”之事等。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顾炎武始终信奉这个原则，为了学术研究最终能有用于天下、苍生，做到知行合一，顾炎武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人生壮游。在江南苏州一带武装抗清失败后，顾炎武的足迹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的顾炎武，怀着“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爱国情怀，带着“纪政事，察民隐”的务实目的，壮游四方、砥砺研学，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开创了清代的朴学之风，创新了学术理念，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高玉敏，系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纪芬叶，系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