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忠：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

2022年5月《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在谈到“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问题时，引用古语“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强调我们“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这句话出自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军事家钟会的政论性文章《刍荛论》：“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且府库盈、仓廪实，非上天所降，皆取资于民，民困国虚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富裕，不单指国库充盈、粮仓充足，还指人民富裕。国家的财富取自于人民，民穷则势必国库空虚。这段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揭示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启发意义。

古人关于民富有很多探讨，基于民本思想的观点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前提，在政策上应把富民放在优先的位置。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孔子曾建议鲁哀公实行“使民富且寿”的政策，理由是“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荀子在谈到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时更明确指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因此英明的君主必须爱民，用政策使百姓富裕。如果君主肆意搜刮民财，导致“百姓虚而府库满”“上溢而下漏”，那么就会出现“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的局面，国家倾覆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些观点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从实践来看，凡属盛世往往是为政者较为重视采取富民政策的结果。比如汉初的文帝、景帝，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等措施，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文景之治的局面。唐初李世民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赋税，促进农业发展，同时重视发展商业和贸易。这一系列富民政策使唐初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昌盛，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经济兴则国运兴，民富则国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是古人总结的治国经验。中国共产党将古人的经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衡量经济政策对不对的标准。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富民之道，共同为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里的“共同”不是指整齐划一，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富裕程度；也不是指所有地区齐头并进，同时达到同样一个富裕水准。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首先，要求的是平等，这个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同样获得某种利益的机会，即机会均等。其次，“共同”承认差别，允许合理地差别对待。我国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发展也不平衡。一方面，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个人、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低收入人群、落后地区，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比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加强帮扶保障强度。同时，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杨福忠，系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