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杰 田敬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形成了国家安全的中国智慧。这些思想智慧，是中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结晶，不仅保障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还为新时代中国安全实践提供着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历史演变

中华传统战略文化并非静态遗产，而是始终处于“传承—调试—创新”的演进过程中。在中国历史上，“宗庙社稷”——国家的安危存亡始终是头等大事，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很早就产生了战略性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一系列相当稳定的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从分化到整合的动态演变。

先秦时期：战略文化的基因奠基

先秦诸子构建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元话语”，形成现实主义、道德主义与辩证思维的三重张力，为后世战略选择提供多元思想资源。兵家采取现实主义路径，提出“全胜”思想。《孙子兵法》倡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确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奠定中国战略文化中“重智轻力”的基调。战国时期《吴子》《尉缭子》深化“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整体思维，强调“耕战一体”的国力综合积累对战略优势的决定性作用。儒家倡导“仁义”战略观，秉持伦理向度。孔子“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之道体现安全与民生的平衡逻辑，孟子“仁者无敌”将道德感召力纳入战略资源范畴。道家重视“柔弱胜刚强”的逆向思维。《道德经》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指明要区分治国与用兵的差异化策略，其“后发制人”“以退为进”思想在汉初“黄老之术”中得到实践验证。

秦汉至唐宋：大一统战略文化的整合与实践

此阶段战略文化从多元争鸣转向“儒法互补”的一体化结构，强调制度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战略效能，回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治理需求。法家的集权化战略，奠定“大一统”战略文化的制度基础。商鞅“农战强国”、韩非“法术势合一”推动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资源整合。汉朝“隔绝羌胡”的河西走廊经营、唐朝“以夷制夷”的安西都护府设置，展现古代中国对陆权平衡的深刻认知。董仲舒“天人三策”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哲学，推动构建“以德怀远”的朝贡体系。唐代“天可汗”制度，通过文化认同降低边疆治理成本。宋朝市舶司制度与海上贸易网络拓展，标志着海洋战略意识的初步觉醒。

明清时期：传统战略的守成与近代转型

这一时期揭示了战略文化若固守“路径依赖”而丧失创新活力，将导致系统性安全危机，印证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哲学。明朝“重陆轻海”的战略短视，郑和下西洋的终止与海禁政策固化，暴露出传统战略文化中“重守成、轻开拓”的保守倾向。清前期康熙“永不加赋”稳定民心、乾隆“十全武功”推动了民族整合与边疆稳定，达到传统战略文化的最后高峰，但“闭关锁国”政策与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漠视，导致战略思维与时代脱节。魏源《海国图志》“以守为战”策略、洋务派“自强求富”实践，显示传统战略文化在危机下的适应性调整，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近代转型。

二、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精神特质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作为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精髓，蕴含着深邃的战略智慧和独特的思维范式。其核心精神特质，既是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指导未来战略实践的文化基因。

大一统：整体思维下的战略格局

“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理想，更是战略文化的核心逻辑。《孙子兵法》提出“五事七计”，将“道”（政治认同）列为战略首务，揭示了综合国力评估的系统思维。历代王朝通过不同形式的地方行政制度（如秦朝郡县制、元朝行省制）强化中央集权。即便在分裂时期，各政权仍以“正统”自居，彰显“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这种整体思维，为现代中国“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文化原型。

忧患意识：安不忘危的战略警醒

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精神底色。《周易·系辞下》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将危机预警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这种忧患意识并非消极悲观，而是一种“思危方能居安”的辩证思维，要求时刻保持对安全威胁的敏锐感知和预先防备。

以德安邦：道德引领的战略导向

中华传统战略文化注重道德在战略中的引领作用，主张“以德服人”而非单纯依靠武力。管仲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礼、义、廉、耻塑造国家战略品格。这种道德导向不仅影响战略决策，还体现了“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的价值核心。

文武相资：刚柔并济的战略艺术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体现了战略手段的辩证统一。先秦法家主张“以战止战”，儒家则强调“仁者无敌”，二者在战略实践中互补共生。这种刚柔并济，既是对《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践行，也是“上兵伐谋”智慧的具象化。

富国强兵：经世致用的战略根基

“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揭示了战略资源的转化规律。商鞅变法“重农战”奠定秦国统一基础，宋代“交子”流通增强经济韧性。这种“富国强兵”逻辑，强调为战略博弈提供雄厚物质基础。

和平共生：天下情怀的战略愿景

“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塑造了中华战略文化的和平基因。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张骞使团携汉地农耕文明的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开创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先河；郑和船队以瓷器与丝绸为纽带，践行“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彰显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这种天下情怀，体现了对和平共处的愿望追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对总体国家安全的现代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战略密码。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这些历经淬炼的思想精髓不仅未被时代淘汰，反而展现出超越时空的启示价值，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解码方案。

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以“大一统”为政治追求，将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视为最高目标。这一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主权安全”的核心诉求形成历史呼应。“文武相资”的战略方法论强调多手段协同，与现代总体安全要求的“多领域综合治理”高度契合。“富国强兵”的辩证思维告诉我们，安全需以发展为基础。新时代“军民融合”战略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国防升级，既传承了“国富兵强”的历史逻辑，又注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在科技安全领域，传统“道法自然”智慧启示我们要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边界。生态安全方面，“天人合一”理念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哲学支撑。非传统安全领域，传统“和合共生”智慧助力构建安全共同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赋予战略思维独特优势。从《孙子兵法》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文化的传承创新使中国既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又能保持战略定力。文化符号如“长城精神”强化民族团结心理，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国民的安全认知。这种文化认同形成的战略凝聚力，是任何外部压力都无法消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思想，凝聚着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治理智慧。这一宝贵的战略文化基因库，既含蕴着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气源泉，也保藏着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东方密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必将继续书写新的传奇，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王英杰，系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田敬瑜，系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师】